作者：张智颖 华略智库欧洲观察员
整理：崔苗苗 华略智库新媒体部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提及制造强国，大家都会想到德国，这个站在“工业4.0” 门槛上、拥有着全球最多“隐形冠军”企业的国家，却因俄乌战争影响而陷入通胀、能源短缺等多重危机，其立国之本的制造业更是受到冲击。目前，德国企业情况如何？大国博弈下我们该如何理想看待中德关系？一起来看华略智库在德留学的欧洲观察员张智颖的解读。全文10412字，阅读约27分钟编者：张智颖曾经是华略智库研究经理，今年5月份因为家庭和学业的需要而随迁到德国。现在以华略聘任的欧洲观察员身份与我们分享，将来也会不定期给我们呈现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讲述者：张智颖 华略智库前研究经理，现为华略智库欧洲观察员，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在读硕士主持者：陈昌智 华略智库CEO、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陈昌智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当时为什么去德国？目前在德国做什么工作吗？
张智颖：主要是由于家庭原因。另外，虽然德国乃至欧洲由于疫情影响和俄乌冲突近期大环境不是很好，但还是希望能够跳出封闭的信息圈和自己的固化思维，站在另一个角度，洞察相对真实的信息，了解真正的发展趋势。目前在多特蒙德的TU Dortmund从事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多特蒙德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区。鲁尔区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以后我可以就鲁尔区的产业科技领域做一些研究，再跟大家分享。
陈昌智 ：你觉得俄乌战争对德国人、德国企业有哪些方面影响？
张智颖：随着俄乌战争爆发，高涨的能源价格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是德国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重大影响。目前能源价格的上涨还没有完全传导到消费者身上，特别是食品零售企业几乎都在计划进一步提高价格，预计今后数月德国的通胀仍将保持较高水平。不少德国家庭开始砍掉不必要支出，推迟购买大件商品，更多的去折扣店和廉价超市购物，并尽可能减少家庭能源消耗。
当然，为了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德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救济政策，如今年六月到八月推出的油价补贴和9欧元月票，受雇佣员工300欧元的统一能源补贴，学生200欧元的一次性能源补助，由雇主支付的一次性通货膨胀奖金、上调儿童金、政府负责支付今年12月的燃气预付款、明年开始的天然气和电费限价等。
代表德国汽车、金属和电气行业390万名员工的德国工会IG Metall也在本月宣布，在巴登-符腾堡州达成新的劳资协议，该协议意味着涨薪8.5%，帮助员工弥补因生活成本上升蒙受的损失。
但由于能源成本的倍增，以及消费的大幅萎缩，很多企业难逃被迫减产，甚至破产的命运。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称，价格高企对58%的公司而言是重大挑战，对34%的公司而言关乎生死存亡。
9月初，成立于1928年的德国百年卫生纸品牌Hakle宣布破产，成为第一个因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飙升而倒闭的德国大型消费品生产商；
成立于1895年，在90个城市拥有着160家门店的鞋类零售商Görtz的母公司Ludwig Görtz GmbH也已申请破产保护伞程序；
由于能源成本飙升，钢铁公司Arcelor Mittal宣布关闭汉堡和不来梅港口的两个工厂，直至另行通知；
德国勃兰登堡州医院协会总经理米夏埃尔·雅各布表示，能源成本急剧上升让勃兰登堡州的医院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可能破产。
陈昌智 ：北溪管道被炸毁后，德国开始疯抢中国船，除了中国船，目前还有哪些中国产品是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
俄乌冲突以来，德国能源价格确实飙涨，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纷纷发出节能号召，也降低了公共区域的室内温度。确实有部分德国民众储备了更多过冬的木材、煤炭等，尽量减少暖气的使用。对于中国生产的产品，一些“过冬神器”，包括热水袋、暖手宝、取暖器、电热毯、高领毛衣等，在今年夏天能源局势非常不明朗的时候，掀起了一阵购买热潮。首当其冲的大概就是电热毯了，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电热毯对欧盟出口暴增97%。在抢购方面，我个人目前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包括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食用油荒”“面粉荒”，都已得到了缓解，但价格均有所上涨。
陈昌智 ：受俄乌战争影响，德国制造业企业纷纷外迁，你觉得德国制造业外迁的对象是哪呢？主要美国还是中国？
俄乌冲突以来，欧洲的“断气”困境一直难解，高企的能源价格正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近日，德国工业联合会警告称，由于通货膨胀和能源成本飙升，25%的德国公司正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能源价格，德国将面临“去工业化”。欧洲这轮转移的企业，主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比如化工、半导体、蓄电池、机械设备以及汽车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先进制造业不仅需要廉价的能源、发达的基建、充足的人力和人才储备、还需要完善的产业链条，缺一不可。虽然美国的人力成本较高，但美国在能源价格、基础设施、人才储备、产业链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产业链方面，从2018年开始，美国就相继发布多项行政法令与政策文本，对其在制造业、国防工业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国外依赖程度、具体应对策略等进行了全面调整，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供应链安全战略不断升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期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为在美企业提供大量补贴，美国各州也在积极宣传“美国一直是德国公司重要投资目的地”，以争取外国企业迁入或扩大投资，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也加速了投资从欧洲流向美国。据德国《商报》此前报道，仅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就吸引了60多家德国企业前往投资扩展业务。近期，拜耳、巴斯夫、阿迪达斯、汉莎等公司都决定在美增资扩厂，大量水泥、钢铁、铝业企业也正在考虑在美投资。我国能源价格低廉稳定，新能源发展也走在国际前列，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国内市场巨大且增长迅速、消费者接受度高，近年来创新研发生态也越来越有活力，是德国企业理想的外迁目的国之一。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前联邦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也表示，德国企业对在华经营感到“很舒服”，希望参与到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中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企业与中国合作的韧劲不应被低估，退出中国市场将伤害德企自身利益。许多德国公司对地缘政治风险和中美贸易战的反应是，更多地投资中国，而不是更少。今年以来，德国巴斯夫及奔驰宝马大众等三大车企确实也有重大项目落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数据，仅今年上半年，德企在华投资就达到创纪录的100亿欧元。但另一方面，从政治逻辑角度来看，当前中欧之间地缘政治关系较为紧张，这是德国企业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很多德国专家和学者认为，德国在商业关系上过度依赖中国，类似于它在能源供应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计划大大收紧为德企在华投资提供担保的条件，这很可能对未来欧洲企业做出在华投资决策构成挑战。值得关注的企业外迁对象还有东南亚国家。德国总理朔尔茨11月14日结束了对越南为期两天的访问，明确表示德国希望加快促进对越南的贸易和投资，并签署了能源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协议，德国将在越南的能源和教育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越南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虽然目前在人才储备、基础建设、产业链完备以及市场规模大小上，与中国来说还有一定差距，但伴随着未来可能的大量技术和知识转让，越南异军突起也不是没有可能。
陈昌智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这也是疫情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据你所知，德国主流媒体和企业，是怎么看待这次访问的。
张智颖：德国时间11月2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前，在《法兰克福汇报》发文，阐述了自己对于此次中国行的观点和态度。朔尔茨提到，过去三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仍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贸伙伴，德国不想也不能与中国脱钩。但是，德国必须消除单方面的依赖性，在关键性的依赖方面，例如重要的原材料、一些稀土或某些未来技术，德国企业必须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他们的供应链。同时朔尔茨强调，如果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变了，德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需要注意分寸感和实用主义。
在对华政策上，本届德国联邦政府存在分歧，朔尔茨此次访华在德国国内也掀起高度争议，欧盟也提出强烈批评。西德意志广播电台发表评论认为，总理朔尔茨做出访问中国的决定是错误之举。CDU领袖Friedrich Merz批评说，访华时机不当，称其不尊重联盟伙伴及欧盟邻国。来自绿党的外交部长Annalena Baerbock强调，德国不能再根据商业第一的口号行事而不考虑长期风险和依赖性，她在朔尔茨访华前也公开要求朔尔茨在访华期间遵守联盟协议。同样来自绿党的现副总理兼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Robert Habeck提到在德国与北京的交往中不应该再天真。德国部分学者也指责朔尔茨，认为俄乌冲突形势不明朗，欧洲必须聚焦家门口的冲突，解决涉及自身直接利益的能源危机，匆匆访华可能造成各种政策的自相矛盾。当然，朔尔茨访华显然符合德国经济利益，得到德国商界的普遍欢迎，毕竟虽然中国的疫情管控影响了经济增速，但对于不少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与市场规模，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国工商会总经理Martin Wansleben对朔尔茨访华表示支持，他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朔尔茨访问中国“是正确的”。德国、欧洲和世界在许多方面依赖中国，并依靠中国来解决紧急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粮食保障，没有中国，人们将永远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中国，德国将更加贫穷。
朔尔茨之前已经访问过中东、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他选择在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就访问日本，扩大与印度的关系，并在访问北京之后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其目的都是为德国经济寻求替代性的合作伙伴，推动经济和政治的多元化。此次访华应被视为德国应对俄乌冲突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之一，其根本推动力还是经济因素。
陈昌智 ：一提到制造强国，大家都会想到德国，你觉得德国的制造业为何这么强大，中德制造业还有多大差距，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张智颖：谈到德国制造业发展历史的话，并不是一帆风顺。德国工业的发展迟于英国约半个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工业化进程较慢、工业化水平偏低，德国的工业设计和本土品牌曾经不被欧洲其他国家所承认。为了牟利，德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欧洲低端制造和仿冒产品的中心。1870年至20世纪初，德国从过去的教训中认真反省，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契机，发挥后发优势，利用英国和法国已有的技术进行改良，制造出比其更为先进的蒸汽机及其它产品，在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等方面领先于其它国家，出现了“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的局面。二战以后，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制造业成为主导力量，同时德国依靠之前制造业所开拓的市场，迅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制造成本优势明显，日韩产品质量优良，都给德国制造业带来不小挑战，德国及时调整了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强研发技术优势，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方面继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同时舍弃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或自己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领域。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德国面对产业空心化和传统制造业外迁的威胁，2013年率先提出了“工业4.0”这一工业升级的战略。整体来看，德国的制造业发展始终居安思危，非常重视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在历史上的多个转折点都把握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积极引导、严格的标准制度体系、一流的人才培养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完善的开发性金融支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都是德国制造业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在这里特别想提到的是，德国中小企业撑起了制造业半边天。德国经济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全球性企业和大型经济旗舰，在德国，约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贡献了约54%的增加值，拉动了62%左右的就业，它们称得上是德国工业和服务业的中坚力量。中小企业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秘密武器”，这其中包括不少家喻户晓的家族企业，它们中不少在细分领域是行业领军企业。很多德国中小企业由私人持股，在涉及投资和发展的决策中信奉“稳健第一、速度第二”的准则。他们认为，稳定健康的发展比做大规模更重要。德国的中小企业，大都以专业化为追求目标，把有限资源集中用在一个领域，很少搞多元化经营，在其专业化方向上建立起了几乎“垄断”的地位，获得了巨大而稳定的发展。同时，这些中小型企业普遍都拥有较长期的战略，不会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随意更改其战略。例如，位于法兰克福的辛恩公司（SINN），主要生产供飞行员、极限运动员、特种部队、消防员、潜水员等使用的特种手表，是特种表领域的隐形冠军；
总部位于魏布林根的斯蒂尔公司（Stihl），是生产油锯、绿篱机、鼓风机等园林机械等隐形冠军；
成立于1823年的茶叶生产企业罗纳菲特（Ronnefeldt），它的茶产品在德国、奥地利等德语系国家的四、五星级酒店中，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近年来还创新推出了茶胶囊等产品。
这样的企业案例在德国还有很多，不少在大众认知和资本市场上籍籍无名的隐形冠军企业，在危机面前却表现出更坚韧的生命力。它们经历过一战、二战，也穿越过经济周期。当崇尚多元化发展的大企业在经济危机面前宣布裁员过冬时，隐形冠军企业却可以坚持不裁掉一名员工，并且依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德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的发展被纳入国家发展总体战略，在法律制度、专项资金、创新平台、专利保护、税收减免等方面，德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和资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建立竞争秩序方面，德国及各州政府致力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反对和制止市场上出现和形成大的垄断寡头而破坏公平竞争，也使中小企业具备了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讲，普遍存在两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是尽管大部分企业也是以专业化为目标，但受各种潮流影响，也同时对多元化经营表现出极大兴趣。二是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处于产品方向不明确，竞争空间过小，技术、管理、资金薄弱等“不稳定”状态。另外从发展环境来看，尽管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中小企业的扶持办法，搭建各类创新平台，但经常出现“一年要成果，两年要盈利，三年要行业领先”这类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目标，许多中小企业也不得不抽出大量人力精力完成各种报送政府部门、管委会的冗长报告，或是面对扶持资金延期到位等窘境，影响正常的研发生产。
陈昌智 ：战争影响、地缘政治、中美竞争下，你对德国经济的未来，包括数字经济、工业4.0等有什么预判？
张智颖：过去20年间，德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取得不俗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中国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但现在这四大引擎都卡壳了。新冠疫情的后果尚未尽除，俄乌冲突又沉重打击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希望。诸多问题进一步恶化，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短缺，导致德国企业对现状和预期发展的评估都相当悲观，制造业、服务业、贸易和建筑业等经营环境“阴云密布”，零售业景气信心指数持续下跌。荷兰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说：“俄乌冲突可能标志着十分成功的德国经济模式的结束，即进口（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以及初级产品，向世界出口高价值产品并获益于全球化。”德国多位经济研究人员确信，德国正面临衰退，甚至已经陷入衰退，并且预计，德国的经济衰退将比欧洲其他很多国家更加严重。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10月通货膨胀率为10.4%，连续第二个月创下1990年以来新高。德国央行调查还显示，10月份德国消费者通胀预期仍然高企，预期未来12个月的通胀率仍高达8.4%，为2019年以来最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于德国是困难的，虽然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初步数据，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第三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3%。德国的经济结构和中小企业的创造性优势尚存，但是，专业人才短缺、依赖外国原材料以及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将对未来德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德国必须找到新的战略破局。数字化和数字经济，长期以来是德国经济痛点之一。欧盟委员会不久前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报告显示，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排名第十一，在企业数字技术整合仅排名第十八。虽然德国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包括推出“数字战略2025”等，新冠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数字化加速发展，但是德国的数字战略落地仍需时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短板，发展仍然面临人才缺失、数据安全等诸多挑战。目前全球性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德国数字化与美国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的名片，德国也最先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工业4.0不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技术也为工业4.0开辟了新机遇，全球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也在进行数字化生产、服务甚至商业模式的改造。目前，德国一些国际化大企业的工业4.0在很多高端领域和环节形成了群体性优势，例如西门子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前瞻性维修”，宝马的虚拟手势识别系统，大众用机器人制造汽车，ABB强大、精细而全面的机器人产品，博世用于工厂智能化的射频码系统等。但是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还抱有怀疑或持观望态度。大部分企业倾向于推进渐进性探索，逐步应用机器人和智能化设备，多数技术探索仍然处于试验阶段。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中小企业现有的生产技术和模式还足以应对当前的业务数量，他们更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效益孰轻孰重的问题，因而倾向于“保持传统”。另外，德国及欧洲在新技术运用和隐私保护问题上有着较强的伦理思维和“风险预警”意识，诸多企业在无法确立绝对安全和成熟监管法规框架的背景下，对新技术抱有较大怀疑态度，这也影响了它们拥抱新技术潮流的积极性。但这其实是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和工业4.0方面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正确看待和处理数据问题，合理优化与平台相关的反垄断监管。
陈昌智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市场急剧扩张，且纷纷大步布局海外，德国汽车品牌也在加大布局中国市场，虽然比特斯拉和国内造车新势力来说，BBA有点后知后觉。目前德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得怎么样，你如何看待中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竞合？
张智颖：就全球汽车产业而言，当下随着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加剧，碳中和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愿景，电动化是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随着《欧洲绿色协议》的出台并实施一揽子减排计划，欧盟汽车产业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今年6月，欧盟27国环境部长更是达成共识，同意至2035年禁止在欧盟境内销售燃油汽车。欧洲减碳目标和能源转型的大环境客观推动了德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INSIDEEVs 的数据，2021年，德国是全球除了中国外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以69.01万辆的销量位居欧洲第一 。同时，德国新能源汽车的新车渗透率为26.32%，是全球除北欧四国外最高的。
从德国2021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统计数据来看，大众集团依然稳居榜首，位居次席的是特斯拉。其中，大众集团的战略规划是德国BBA三大集团中最倾向于电动化的，2021年大众集团提出了NEW AUTO战略，并计划在沃尔夫斯堡工厂旁建立一个全新的电动工厂和研发中心。而今年3月，特斯拉在海外的第二座“超级工厂”（Giga Factory）——柏林工厂正式投产。随着柏林超级工厂的到位， 2022年特斯拉在德国，甚至欧洲的销量有望再次出现100%以上的增长。整体来看，目前德国新能源市场的主要玩家是传统车企和特斯拉，而本土新能源新势力发展情况一般。
随着电动汽车时代的到来，德国汽车市场正在重新洗牌，比亚迪、蔚来、小鹏、吉利等中国车企纷纷做足功课，抢滩欧洲汽车市场。蔚来今年10月宣布，继挪威之后，开始在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四国市场提供服务，建立由产品和服务等构成的完整运营体系，打造以车为起点的用户社区。比亚迪汽车则与德国最大租车公司Sixt合作, 为欧洲市场提供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共同推动汽车租赁市场电动化转型，助力全球碳减排。虽然，目前中国汽车在德国市场仍然扮演着从属角色，但随着供应量的增加，这种地位差距将会逆转。德媒曾用“中国电动车正在征服德国市场”来形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现在的智能汽车，对于德国来说是较新的领域，而中国市场已经经历10余年的发展。德国虽然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在生产质量、零部件整合等方面具备很强的技术积累，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面临着供应链受阻、基础设施不足、生产成本高涨等问题。反观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市场，在一些电动汽车技术方面，尤其是电池技术方面，中国企业表现出色，除了我们一贯的成本优势外，目前车辆的安全性也已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中国和德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各有优势，两国车企如果能够融合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市场发展的机会，积累经验和教训，将创造领先全球的强大竞争力，未来中德电动汽车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中国拥有最大的汽车市场，并且仍然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对德国企业而言，巩固其在中国的市场地位至关重要。德国企业在发展电动汽车的道路上需要中国，德中汽车界合作有益双方。”在合作方面，两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制定合理的目标和合适的框架条件，同时还需要加强交流，保证双方之间协调统一透明的路线图，标准法规和管理。从标准法规到关键技术，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制造，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将合作真正贯穿电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全领域，围绕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拓展全链路的深度合作，是未来中德双方企业推进合作的关键。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方面，受到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缺芯等的影响，欧洲汽车厂商的供应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而中国汽车产业链相对完备、生产能力稳定，目前在一定程度填补了欧洲汽车市场供给不足的缺口。但是，近两年来，在欧盟及各国政府推出的能源转型及芯片政策中，均强调了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及欧盟其他国家可能进一步促进汽车产业链回流，使汽车行业由原来的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这对未来中国车企进军德国市场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国新能源车企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陈昌智 ：作为一名智库观察员，你多年前在德国读了第一个硕士，现在又来读第二个硕士，这些年你有哪些收获或者感悟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
张智颖：首先，今年来德国的时候正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几个月，德国经历一战二战后对战争的自我反省有目共睹，我也和身边的一些德国朋友们探讨过这个话题，他们的一致观点都是支持乌克兰，反对战争。最近看了很多有关一战、二战、魏玛共和国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中的一句旁白，“战争最大的胜者是苍蝇，人类的血肉喂饱了它们。”不管这次俄乌冲突何时结束，以何种结果结束，我们都输了。希望每个人，哪怕是没有被直接牵扯到此次俄乌冲突中的我们，都能尽量保持头脑清醒，爱好和平，但要居安思危。有句话说得好，这不是和平的世界，你只是在和平的国度。我们要珍惜。
图片来源：电影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其次，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我们看待问题要从多角度去看，尤其是要多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别人，从别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德国人之前整体会有一种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感觉，与我们合作广泛深入，极少有牵扯到政治的，当然人权上会有一些看法，但问题不大。但这次从俄乌战争到疫情封控，德国可能逐步意识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有很大不同，现在他们更多强调一个词：体制竞争者。他们可能会觉得意识形态和体制这个方面不同的话，是会影响到经济的，归根到底是个隐患。比如他们认为有很多东西如供应链是不能过渡依赖中国的。加上中国的经济体量大，最近中国的崛起也令德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会比较担心中国控制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他们是很清楚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尽管美国时不时过来敲敲竹杠，他们确实也会讨厌美国，但他们内心还是很认同美国做老大的，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和美国是同一个体系的，而且美国本来也是大部分由欧洲这边的人过去的，所以他们真的会很亲美。美国再怎么做得比较过分，他们可能觉得是一家人之间的小打小闹，并没有那么介意。但中国的崛起就会给他们带来危机感，可能还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另外一点，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媒体报道可以更加客观一些，他们可能有很多方面的考虑，但其实会有些失真，对于我们国内企业如何把握德国市场是不利的。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还在说德国和中国现在关系还是很好，然后他们很需要我们，不能脱离中国市场等等此类的声音。但正如刚说的德国在强调“体制竞争者”这一概念，其实他们从政府层面到企业层面，虽然暂时没有实质上的行动，但可能已经意识到过于依赖中国，开始思考如何防止多度依赖带来的反噬，比如在能源上过于依赖俄罗斯，可能没有美国做的这么明显（直接打压）。当然，可能脱离中国的决策时间和操作时间是非常长的，不管是上升到政策还是实际行动。但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整个国际大环境，才能更好地做决策，如果看不到这些真实的信息，很热心地扑上去与别人合作，之后可能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不管是疫情还是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我现在觉得中国就像东方世界一样，和西方世界中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前些年，会有一种全球化的感觉，但现在仿佛又回到上个世纪时，感觉世界又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割裂成两大阵营，仿佛世界格局会有一个变化。我觉得这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警惕的。